《河北工人报》以“隐身闹市的军工巨擘”为题报道了我所60余年的奋斗与辉煌（上篇）

2014年12月20日，《河北工人报》8版“工业地理”栏目以“隐身闹市的军工巨擘”为题深入报道了我所60余年的奋斗与辉煌（上篇），内容如下：

在河北省会石家庄，有一家为我军重大装备、通信与电子设备研制立下汗马功劳的单位——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五十四研究所（以下简称54所）。自诞生之日起，54所就肩负起强军强国的历史重任，60多年来与共和国休戚与共，紧密相连。

展开54所的历史画卷，波澜壮阔、气势磅礴、功勋卓著，让人高山仰止。

■两大传奇铸所魂 八方精英汇一堂

“万木霜天红烂漫，天兵怒气冲霄汉，雾满龙冈千嶂暗，齐声唤，前头捉了张辉瓒。”
——毛泽东《渔家傲•反第一次大“围剿”》

说起54所的建立、传承，不得不提两个关键人物。

1930年12月，红军取得了第一次反围剿中龙岗战役的胜利。在这次著名战斗中，红军缴获了一部无线电台，俘获10名无线电人员。其中有一位个子瘦高的中尉军官，名叫吴人鉴。吴人鉴，1909年生，江苏武进人，黄埔军校六期，学无线电通信技术，业务精通，是报务主任。经过做思想工作，吴人鉴表示愿意参加红军，并改名王铮，以示获得新生。

1931年1月，毛泽东、朱德任命王铮为我军第一个无线电台的队长。王铮是我军无线电通信事业创建者、新中国电子工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。

1952年10月27日，时任军委通信部主任的王铮，将上海电器工业研究所和邮电部电信科学研究所合并，在北京成立军委通信部电信技术研究所（即后来的19所。而19所是54所的前身）。后来，该所扩建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电子科学研究院，王铮兼任院长。

54所史上另一位传奇人物是钱文极。

1947年春，胡宗南率25万大军进攻陕北，3月19日占领延安。然而，奇怪的是被迫中断广播的延安广播电台竟然继续发声，红色电波在空中不可阻挡地飞翔。

原来，这是一部隐身于太行山中、频率与延安电台相同的广播发射台。而这部接替台就是钱文极用缴获的国民党的导航台改装而成的。钱文极，1916年生，江苏太仓人，就读于同济大学，1938年投笔从戎到达延安，从事通信工作。

导航台与广播台毕竟有很大不同，而且无图纸、缺技术员、无设备器材，改装困难极大。钱文极就自力更生，带领大家从飞机残骸中取下铝皮土法融化，翻砂铸成机壳；把飞机上的水表和油表改成电表……经过五个月的苦干，广播电台改装完成，这才在紧急时刻出现了“李代桃僵”的一幕。事后，给钱文极记大功一次，并授予“人民功臣”奖章一枚。1955年至1957年，钱文极任军委通信部电信技术研究所主任。

正如《亮剑》的主人公李云龙所说， 一支部队的传统取决于首任军事长官的个性，同样，一个单位的气质也取决于创始人的人格魅力。王铮、钱文极在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忠诚、刻苦、开拓、奉献的精神，为54所注入了灵魂，薪火相传。

当时，军委通信部电信技术研究所云集了我国第一代电子技术人才之精华，诸如蔡金涛、吴朔平、黄纬禄、魏明一、冯士章、梁思礼、毛恒光等30余位，他们日后分别成为我国通信、测控、雷达、天线等各个领域的开拓者和奠基人。

该研究所历史上几易其名， 1961年成为国防部十院第19研究所，并于当年迁到原石家庄高级步兵学校校址。

一年后，54所的另一渊源——国防部十院17所也迁入同一大院。

■核爆炸惊天动地 中国人挺起脊梁

“小丑下台应欢送，礼炮轰隆。原子弹说爆就爆，其乐无穷。十年丑史归尘土，一阵惊雷卷飓风……螳臂挡车千钧力，庄生梦蝶一场空。看东方火炬赤旗舞，万里红。”
——佚名《满江红•庆第一次核试验成功》

1964年10月16日15时，新疆罗布泊。

“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起爆！”

霎时间，一片耀眼的白光迸发于天地之间，紧接着是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，一个庞大火球腾空而起，不断翻滚，逐渐变成蘑菇状。

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了！

人们欢呼着，跳跃着，握手拥抱，无论怎样都难以尽泄心中的喜悦和激情。

这是一个共和国应该铭记的日子，也是亿万中国人扬眉吐气的日子，中国人从此挺起了脊梁。

彼时，樊子麟就在现场目睹了这一切。

樊子麟，1933年生，内蒙古人，毕业于北京邮电学院，1958年参加工作， 1961年随19所来到石家庄。“那时石家庄高级步校受命撤销，院内只有几排平房，到处是庄稼地、菜地，满目荒凉。”樊子麟回忆道。

1963年初，19所接受了核实验遥控遥测任务，并向国防科委立下军令状：保证完成任务！为此，19所专门成立遥控遥测研究室，代号12室，主任是葛叔平。

该工程当时是19所的重中之重，处处开绿灯，其他工程个个让路。但时间仍然非常紧迫，12室全体人员加班加点，每天工作到夜里一两点。一天夜里，樊子麟在赶走最后一名加班者后，已是凌晨两点，他骑自行车往家走时，由于天黑，不慎连人带车摔进沟里，一时间竟然爬不上去，只好在沟里稍事休息。等缓过劲了挣扎着回到家，刚上床，起床号就响了。

经过7个月的日夜奋战，第一套样机做出来了。1964年元旦，得到了国防科委和有关方面的肯定，并提出了改进意见。然而，一个更大的危机悄悄降临了：真正进场的设备一台还未生产，且需技术改进，时间“赤字”巨大，甚至有完不成任务的可能。

面对这一严峻形势，19所再次调兵遣将，成立了专门负责执行机构的第五组，全力辅助。节假日全抛开，上下班也不分了，争分夺秒，百米冲刺！终于，一台台、一站站的遥控设备生产出来了，像大战前集合的队伍，整整排满了几大间房子。最后进行联试，个个表现良好。

1964年6月11日进场人员带设备到达马兰。29日，大队人马进驻试验场。“真正的试验场在大沙漠深处，乘汽车要走两天才能到达。然后搭起帐篷，安营扎寨。”樊子麟回忆道。

7月1日开始进站安装。遥控系统由主控站和多个被控站组成，扇面形分布在以原子弹爆炸点为中心的几十公里范围内，都安装在钢筋混凝土地下室内。葛叔平负责主控站，就在营地。樊子麟和另外两名同事负责被控站，每天坐车往返。戈壁滩上根本没有路，车辙风一刮就没了，茫茫大漠，一眼望去四面八方都一样，很容易迷路。汽车时常坏，所以给他们配两辆车，车坏了就扔到那，乘另一辆继续。有时候回不去，到了晚上，看到营地的灯光，冲着亮光开才能回去。樊子麟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戈壁滩上的颠簸，“布满鹅卵石的路被车轮搓轧得像波浪一样，我们称之为搓板路，在车上颠得人心都要跳出来。”

7月25日，主控站和被控站安装调试完毕，开始进入第二阶段，接上各家被控对象，进行联试。主控站只需控制原子弹，而被控站需要连接上百家单位的上千套五花八门的设备：光学的、力学的、物理的、化学的，各种记录仪、多线示波器，摄像、拍照机器等。8月26日基地进行了实战演习，除了用化学爆炸代替原子弹爆炸外，其他全部按实战要求进行。演练结果，遥控系统工作完全正常。

核试验基地有一个“核试验技术委员会”，总览全局，由总指挥张爱萍上将亲自召集，成员都是“两弹一星”的功勋专家。当时，葛叔平是技术委员，后因张爱萍需第一手材料，所以让樊子麟也加入了委员会。这对外都是保密的，连同事也不让知道。

“葛叔平领着我，跟着张爱萍去开会，就在大沙漠的帐篷里。张爱萍把我介绍给大家，这是管被控站的小樊，大家有什么问题直接找他，跟他谈。”樊老向记者回忆了当时的情景，“张爱萍介绍完，立刻过来两个人跟我握手。一个是邓稼先，一个是朱光亚，当年都是40岁。”

邓稼先握着樊子麟的手说，“我的‘邱姑娘’（原子弹代号）很年轻，还不成熟，交给你控制，还要你给测量，我要她的血压、心跳、脉动！我看着正常，才能控制爆炸呢。”控制原子弹，既要遥控，又要遥测，所以邓稼先经常跟樊子麟联系，两人来往密切，关系很好。

“在一次核试验委员会议上，张爱萍告诉大家，核试验场附近发现了一支约200人的不明身份的武装小分队，让大家注意，要有所准备。”樊子麟说。后来，张爱萍派军队俘获了这些人，他们都穿得破破烂烂的。原来这是国民党西北军阀马步芳、马鸿逵的残部，当年被解放军击溃，小股部队逃进了戈壁大漠。十几年来，他们断绝了与外界的联系，在茫茫大漠中游荡，过着野人般的生活。随后，他们被遣返原籍。

原子弹起爆时间定于1964年10月16日。然而，就在起爆在即的关键时刻，突然出现了主控站与被控站的信号中断，经分析是主控站设备出了问题。指挥部焦急万分，张爱萍立即起身到主控站坐镇。大家认真检查了设备，都没发现问题。在大家束手无策时，葛叔平亲自对设备展开每条线、每个元器件的仔细检查，从下午3点一直到次日凌晨2点。期间，张爱萍亲自端着面条送到葛叔平面前。最后终于发现，有一个不起眼的小铁屑扎穿了导线的外皮，造成短路。当葛叔平用尖嘴钳子将小铁屑夹出来时，已累得汗流浃背。

10月15日，天气突变，狂风大作，人人都捏了一把汗。可是16日拂晓竟然晴空万里，出现了戈壁滩上少有的好天气。

16日上午，各被控站工作人员对自己的设备进行了最后的检查调整，确认无误后，带着一种庄严感签字，于10时前全部撤离。

原子弹在14日19时19分已经吊上了102米高的铁塔。而在试验场上，则是另一番景象，到处都是效应物：飞机、舰船、大炮、汽车、火车和新建的铁道、桥梁，各种军事工事，身着各色服装的假人，土木砖石、钢筋水泥的各式建筑，还有活的马、兔、猴、狗、鼠等多种动物，形成了一个奇特壮观的大千世界。

13时，被控站人员集合起来，在张爱萍等带领下来到距爆心60公里的白云岗。张爱萍向周总理请示：“安装工作已结束，请指示。”电话里传来周总理的声音，“祝你们成功！”于是，我国首次核试验的程序启动了……

原子弹爆炸成功后，张爱萍召开核试验委员会大会，当场决定给两家记功。他提议第一家给开飞机穿过蘑菇云的驾驶员和5人测量小组。第二家他只提条件，那就是“百分百成功，关系全局”，让委员们推荐。几十位专家几乎异口同声：“给遥控”！现场葛叔平和樊子麟却愣了。张爱萍笑了，“你们俩是不好意思啊，还是不同意啊？”二人也笑了。“他就宣布：全体通过，第二家给遥控！当场立功！”

首次核试验成功后，在北京举行了隆重的庆功会，19所12室荣记集体一等功，葛叔平荣记个人一等功，樊子麟荣记个人二等功。1985年核试验遥控设备同大系统一起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。

■导弹腾空狂飙骤 卫星上天东方红

“惊天喜讯传来，英雄再展经纶手。乾坤震荡，寰球摇撼，似曾依旧。一曲东方，星辰洗耳，乱云俯首……敢与魔王争斗，岂甘居他人身后？琼楼玉宇，银河仙浪，任吾犇走。环望深空，疾驰经纬，漫舒长袖。为神州赤县，双睛炯炯，探云天秀。”
——仇方迎《水龙吟•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上天》

上世纪50年代末我国开始导弹研制工作。然而，直到上世纪60年代中期，我国的导弹发射基地还没有无线电外弹道测量设备。为鉴定其制导精度，确保飞行实验安全，我国决定自主研制第一代无线电外弹道测量和靶场安全控制系统。1965年6月，国防科委、国防工办把这一紧急任务下达四机部，由19所负责抓总，时任总工程师魏明一任总设计师。

经研究该工程研制分为两期。当时，研制工作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和风险。首先是系统庞大复杂，超出想象；其次，没有多少可供借鉴的技术资料，而且各种元器件严重匮乏，很多须自行研制；而且，涉及单位众多，协调难度很大。最要命的一点，研制工作刚刚开始，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，科研生产秩序几近瘫痪。

魏明一凭着高度的责任心、深厚的理论知识、卓越的能力和优秀的品德，把来自不同单位、不同专业、不同派别的众多科技人员团结起来，带领大家在动乱中艰难工作，在逆境中攻克了一个又一个难关。1968年4月，在完成设备研制并进行了系统全面联试以后，赶赴实验基地。

我国从1958年开始，在西北的大漠深处，弱水河畔，建成了第一个导弹卫星实验基地，这片神秘的土地就是酒泉基地。如今这里已经建成东风航天城，成为镶嵌在戈壁滩上的一颗光彩夺目的明珠。

“当年，酒泉基地保密制度非常严格，到基地须经兰新铁路转军用专线铁路，或者从北京乘军用飞机才能到达。”曾参加该工程的54所退休专家王鼎光回忆说。设备运抵基地以后，进行了安装、调试，之后是多次联试、校飞。

1970年1月30日，东风-4号导弹发射取得成功，该工程一期测量与安全控制系统也顺利完成任务。

1970年春节刚过，回到石家庄不到一个月的王鼎光就告别了妻子和未满月的女儿，赶回酒泉基地，为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——东方红一号的发射做准备。用于卫星发射的长征一号火箭，就是在东风-4号导弹基础上研制成的。

4月24日，卫星首次发射。王鼎光早早来到他的工作岗位——初始站。此站距发射点仅3公里，是最近的观测站。“我的任务是技术保驾，一旦设备出现故障要立即与部队的技师一起排除。我深感责任重大，心情既紧张又激动。”21时35分，“牵动！开拍！起飞！”瞬间，红光乍现，巨响轰鸣！王鼎光情不自禁地望向窗外，火箭已经冉冉升起，十几米长的尾焰绚丽夺目，煞是好看。随后，测控系统不断传来好消息，卫星发射成功了！

自此，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独立研制和发射人造地球卫星的国家，金曲《东方红》响彻太空！（待续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