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河北工人报》以“善打硬仗的科研铁军”为题报道了我所60余年的奋斗与辉煌（中篇）

2014年12月27日，《河北工人报》8版“工业地理”栏目以“善打硬仗的科研铁军”为题深入报道了我所60余年的奋斗与辉煌（中篇），内容如下：

善打硬仗的科研铁军

——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五十四研究所60余年的奋斗与辉煌（中篇）

 

“衔烛耀幽都，含章拟凤雏。带火移星陆，升云出鼎湖。”（唐•李峤《龙》）东风破晓，倚天长剑刺苍穹；巨浪排空，潜龙出水震海天；星升万里，打开天眼阅人间！助中华崛起，展伟业宏图。克难关、破垄断，奋斗多艰，精进勇猛，苦心孤诣越巅峰！

54所是一面旗帜，一座丰碑，一段传奇……

为偿祖国强盛愿，为酬心中凌云志，54所老一辈科研工作者胸怀天地、吞吐日月，面对再大困难也毫不退缩、一往无前！哪怕遭受打击、辄遇不公，亦痴心不改、执著追梦！
他们是巍然屹立的青松，坚韧不拔历风雨；他们是凌霜傲雪的梅花，馥郁馨香出苦寒！

■倚天长剑显神威 卫星回收创奇迹

“东风怒放，烈火喷万丈。霹雳弦惊周天荡，声震大洋激浪。莫道生来多难，更喜险峰竞攀。今日雕弓满月，敢平寇蹄狼烟。”
——张爱萍《清平乐•我国远程火箭发射成功》

在无线电外弹道测控系统一期工程进行全面联试之际，二期工程于1967年开始提前研制。

当时正值文革，政治活动那是人人都必须参加的，然而，科研任务又异常紧迫，怎么办？课题组的同志们只能白天出去游行“闹革命”，晚上偷偷加班搞科研。大家的爱国热情不可遏制，精神饱满、干劲十足，经常一干就是一个通宵，也不觉得累。

1970年7月完成了设备研制和联试，进驻酒泉基地，进行了安装，然后是长时间的联试和飞行试验。

54所退休专家赵玉民对二期工程靶场联试记忆非常深刻。“进场的第一感觉就是风沙很大。那里是三天刮一次，一次刮三天，一个月不清理风沙，就能堆积得比窗户还高。曾在路上遇到几次特大风沙，飞沙走石、伸手不见五指，打到脸上就皮破血流！”

当时，他们进场没有任何补助，出差费每天只有0.6元。而靶场连队战士的伙食标准最低为0.69元，进场半年后，回所报销还得搭进去一两个月的工资！这会连累到家庭吃饭，因此得事事节俭。另外，身上穿的是从所器材处领的旧军皮帽、大衣和大头鞋，因为太破旧，坐火车甚至被当成“小偷”。每次进场均是半年以上，家里老小均无人照顾。“1971年春节后进场，国庆节都不能回来。我爱人怀胎快生了，还挺着大肚子一个人到西里去拉煤，半道让同事的孩子看到，帮忙拉了回来。这事传到靶场，我在10月下旬赶回了家，但孩子生下后不久，又在11月初进了场。更有甚者，那时给家里写信，家人生气将信打回，说查无此人退回！”谈起此情此景，赵玉民不胜唏嘘。

在各个偏远、荒芜的副站工作的进场人员，需要独当一面，除了吃睡，全部时间都在机房调试、联试，很辛苦。“一次在37号副站联试，已下达1小时准备口令，天线高频头突然不正常。我马上登上天线塔座，搬过一架5米高的梯子爬到高频箱，打开查找原因并进行维修。当时正值严冬凌晨三四点，气温零下30多度，手摸到天线座架即黏住拔不下来。”

赵玉民是一套站负责人，3个副站哪个出现问题就往哪跑，帮助解决问题。他心脏不好，晕车，加上车行戈壁颠簸得厉害，每次乘车都会头晕、恶心、呕吐，十几辆车都让他给吐遍了。有一次，下午两点出发从14号站到37号站，刚刚下了一场大雪，看不到路。赵玉民乘坐的解放卡车水箱漏水，跑到半路没水了。他们想用茶杯融雪，但化不开，只好每人解一泡尿，勉强走到一处老乡打柴的落脚点，借窖藏的冰块和柴火用铁锅化了一锅水才走到37号站，已是晚上八点多钟，40多公里竟走了6个多小时。

除了这些实际困难，赵玉民还曾遭受精神打击和磨难。“1969年我被下放农场劳动改造达半年之久。曾经被抄家三四次，每次均翻遍家中每个小纸片！”

1971年9月10日，洲际导弹首次发射基本成功。随后又陆续进行了两次实验，但都失败了。此后，实验工作暂时搁置，重点转向基本设计修改。1975年10月，进行了特殊弹道实验，取得成功，测量与安全控制系统也顺利测出了导弹运行轨迹，并保障了导弹的安全。

在进行了全面改进、多弹道试验之后，1980年5月18日洲际导弹全程飞行试验成功，一弹震全球！而从酒泉试验基地到南太平洋的广阔海域，一条高精度无线电测量控制带圆满完成了任务。
该导弹打破了超级大国对洲际战略核武器的垄断，中国人民从此拥有了可以指向地球任何一个角落的“倚天长剑”！成为中华“镇国重器”。

花开两朵，各表一枝。与外弹道测控二期工程几乎同时，1967年19所还接受了我国第一颗返回式卫星遥控系统的研制任务。当时，我国卫星遥控还是空白，要一步达到卫星运行和回收，技术跨度非常大，难度和压力不言而喻。

课题组经过深入研究，确定了设计方案，即：采用分立测控体制，整套遥控系统包括遍布全国的6个地面遥控站和相应的星上接收设备。

54所退休专家马向东当时参加了发射分系统的研制，遇到的最大困难就是无借鉴、无资料、缺器件。“比如大功率发射设备研制，国内没有大功率器件，国外又封锁，只能器件和整机同时研制。”

同时，实验环境也很恶劣。从事大功率设备研制，一个很大的危险就是微波辐射伤害。“我们那时与和平医院联合做了一次实验，把一只兔子吊在天线顶部，不到5分钟兔子就被烤焦！而天线就架在实验室旁边。” 马向东说，一次实验下来就全身无力，不想吃饭，倍感疲劳。另一个危险就是电压，达到2500—20000伏，打火时相当危险。

返回式卫星遥控工程也受到了文革的冲击，项目组排除各种阻力，全身心投入工作。1975年10月，各站设备相继完成安装联试和校飞试验，工作全部正常。10月17日，星上遥控接收装备随卫星和运载火箭进入酒泉基地。

担任此次卫星发射任务的是长征二号运载火箭。1975年11月26日，我国第一颗返回式卫星发射成功，29日按预定计划返回地面。期间，遥控系统发送指令近百条，无一差错，保证了卫星正常运转和准确回收。

从此，我国成为继苏、美之后第三个掌握卫星回收技术的国家，这是我国航天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。同时，还创造了一个世界航天史的奇迹：首次发射返回式卫星即回收成功。该工程获得1985年度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。

■哪怕狂风激恶浪 定教惊雷震海天

形胜渤海湾，浩荡无边，群龙追逐雪花翻。一代玲珑神工手，险峰敢攀。奇鲸龙宫潜，红火凌烟，虎啸腾飞破云山。哪怕狂风激恶浪，雷震海天。
——张爱萍《浪淘沙•喜潜艇导弹水下发射成功》

潜水艇水下发射导弹隐蔽性好、机动性强、活动范围广、极具突击能力，是导弹系统中最具战略威慑力的进攻性武器。上世纪60年代中期，我国开始进行某潜地导弹的研制工作。

1975年初，17所为某潜地导弹实验配套研制的安全遥控系统开始启动（19所遥控研究室1970年划归17所），王鼎光和张允堂任总设计师。在总体方案上，他们确定了“双站制”，即建一个主控站，增加一个副控站，两站之间的指令信息和通信由数据传输设备通过海底光缆来实现。

潜地导弹的射程跨越渤海和黄海，其空域涵盖了我国沿海几个重大城市，安全问题是重中之重，对遥控设备要求很高。因此，整个工程从设计到生产都非常重视产品质量。主副站遥控设备在1981年前后陆续出所进场，进行安装。设备安装之后，20多个高2米、宽近1米的机柜和控制台一字排开，足有30米长。当时基地、海军、四机部领导来机房参观，都说，“好！有气魄！”
1982年10月12日，导弹发射。这次发射是在常规动力潜艇上进行。

54所退休专家宋加文当时负责发射机的小信号机技术保障，“1小时准备口令刚刚下达，A机突然发生故障，系统自动切换到B机。总指挥限30分钟内恢复A机。”第一次参加设备保驾任务的宋加文紧张万分，头脑一片空白。但在同事的鼓励下他很快冷静下来，按照事先演练的故障排除程序和步骤，很快查明了原因，并以最快速度换上备份件，A机故障排除了！时间刚好过去22分钟。

15时，当发射按钮按下，渤海海面上，一条喷火的蛟龙跃出水面，直刺蓝天，冲天的水柱化作层层水帘，尾部橘红色的火焰染红了天与地……

中国第一代潜地导弹试验的成功再次震惊世界，中国具有了二次核打击能力。

■神州布阵顺风耳 星升万里开天眼

万里连营布阵，冲天烈火彤彤。莫问巡天几回转，好去乘风邀苍穹。运筹任从容。玉宇明灯高挂，金丝细雨飞虹。天帝躬身仙子舞，正是人间日瞳瞳。华夏沐春风。
——张爱萍《破阵子•祝贺我国同步卫星发射成功》

1972年2月21日，美国总统尼克松首次访华。

无论尼克松走到哪里，美国国防部安全军官黑格都如同影子一般紧紧跟在他身后，手上只拎了一只小巧精致的黑皮箱。

首先注意到这个“黑匣子”的是周恩来。这个“黑匣子”即微型活动卫星地面站的终端，它把尼克松在中国的活动情况都记录在案，再通过天上的通信卫星随时传回美国。

这件事对周恩来触动很大，使中国领导人有了搞通信卫星的想法。后来，在周恩来的主导下，1975年3月31日，中央军委批准了《关于发展我国通信卫星问题的报告》并报毛泽东批示同意，此即331工程。

1975年9月5日，四机部向19所下达了地面通信分系统研制任务。

“当时的首要任务，必须在最短时间内建成一座地面卫星通信试验站，以便通过大量实验获取第一手资料，确定我国卫星通信体制，对研制生产的设备进行性能测试、定型。”54所退休专家李雄飞告诉记者。李雄飞，1935年生，毕业于解放军军事通信工程学院，1959年参加工作。

1976年5月，19所任命李雄飞为331工程卫星通信实验站（以下简称331站）站长，吴松明为党支部书记，李云台、闾怀章、王占春为副站长，基建工程破土动工。

“站址位于距石家庄市43公里的黄壁庄翠微山下。当时，水、电、路三不通，施工队住在四面透风、地面潮湿的工棚里，生活、工作条件极为艰苦。”李雄飞说。为了抢时间、赶进度，他们只能边施工边进行各种通信试验。“那时候，大家以苦为乐、以苦为荣，那热火朝天、可歌可泣的场面至今记忆犹新。”李雄飞感慨地说。

当时，为了进行通信试验，需要在331站西南10公里处的马山上建设一座7层楼高的信标塔。马山山势陡峭，无路可走，运送建筑材料只能靠肩扛手提。当地中小学生闻讯赶来，他们用书包装上沙子一包一包往山上背，赤手捧着砖头一块一块往山上运。从山顶到山麓，曲曲弯弯飘动着一条红领巾连成的彩带，歌声、笑声、口号声此起彼伏，场面非常壮观。

李雄飞向记者讲述了一个“插曲”：“在我们紧张实验时，石家庄来了一个日本参观团，提出要参观黄壁庄水库。显然是要窥探我们建站的情况。附近群众得知消息后，把麦秸运到工地周围，点燃后再泼上水，顿时浓烟弥漫。他们就是这样用自己的特殊方式保护了国家秘密。”

经过全所上下的奋力拼搏，只用了不到4个月的时间，331站建起了15米天线塔及实验大楼。6月24日22时，15米站成功接收到印度洋上空国际Ⅳ号卫星的双通道彩色电视信号；30日，通过马山信标塔，开通了15米站数字传输系统。12月20日，331站15米、5米、1米站通过马山信标塔的卫星模拟转发器顺利开通，并成功进行了通信试验，标志着我国首个数字制卫星地面通信站建成。

彼时，张印相正在马山之巅的信标塔上。

“我和李肇明每天都携带卫星模拟转发器上马山，登塔做实验。马山信标塔工作环境十分艰苦，不具备起码的生活条件，无法居住。我们必须每天早上来，晚上回331站。”54所老科技工作者协会会长、退休专家张印相说。

1976年12月20日，全系统大联试成功，大家的心情无比兴奋激动，只顾欢呼雀跃，忘了通知马山上的张印相和李肈明，直到晚上8点多，他们才冒雪下山。“当时天很黑，又在下雪，走了两个多小时才赶回331站。大家都说：哎呀，忘了马山上的同志了，马山的英雄终于回来了！于是给我们端上饭菜。我们和大家一起分享了胜利的喜悦。”张印相回忆道。

12月29日，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王震、海军司令肖劲光、四机部部长王诤等60余位军政首长上午参观视察331站，李雄飞向王震汇报站上的情况。王震看到国际卫星的清晰电视图像，非常高兴，问有什么困难？李雄飞说缺少一台录像机。“王震回去没多久，就通过香港给我们买了一台录像机。”

当天下午在19所召开了盛大庆功会。“王震在大会上第一句话就是：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，四人帮倒台了！科技工作是完全正确的！”李雄飞回忆说。

随后，331站又做了大量实验。开始都是通过马山信标塔做系统测试，后来，租用了西德“交响乐”卫星进行实验。“为此，1978年特意把这颗卫星从大西洋上空移动到印度洋上空，花了好长时间。”李雄飞说。此后，用了一年多时间进行各种体制的实验，证明了方案的可行性，从而确定了我国的卫星通信体制。19所研制的4种站型随后交付有关厂家进行生产，之后陆续安装组建了北京、乌鲁木齐、昆明、福州等地方站，各种船、舰、车载移动站，边远地区、边防哨所、驻外大使馆站等，就像一个个“顺风耳”，形成了全国性海陆空卫星通信网络。

1984年1月29日，我国首次发射地球同步卫星，由于第三级火箭点火失败，只能在椭圆轨道运行，成了低轨道卫星。在卫星未能进入预定轨道的情况下，331站迅速捕捉到了卫星，并进行了快速准确的跟踪，出色地完成了在轨测试任务。

1984年4月8日，在西昌卫星发射场，长征三号运载火箭把我国第一颗地球同步通讯卫星“东方红二号”送入距地球36000公里的轨道，打开了一只太空“千里眼”。331站圆满完成了对卫星的实时跟踪和在轨测试任务。

需要说明的是，“东方红二号”卫星的遥控设备，正是17所研制的。

331站的建成载入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》。这是一个划时代的里程碑，也是一座自力更生、艰苦奋斗，用心血和智慧铸成的历史丰碑，在我国卫星通信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

331工程获得1985年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。（待续）